先說順義。我住在順義，工作在海淀。我每天乘坐地鐵往返50公里。

網上稱，他與父母、妻子、孩子三代五口人住在順義一套70平米的房子里。

一名34歲的男子，人到中年，決定考研。我白天工作，晚上準備考試，周末帶孩子去早教班。

考試前三天，上午剛考完考前COVID-19測試，下午還要出差。

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后，今年可能無法參加考研，這一年的辛苦都將付諸東流。

多么悲慘啊。

再說看朝陽望京的兩人。

這兩名密切接觸者雖然在北京工作，但都是河北省三河市西市區燕郊鎮居民。

從河北燕郊到北京朝陽的慶豐包子店單程40多公里，他們曾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。

跨省通勤。

第一位密切接觸者早上8:30出門，從燕郊拼車到大山子，在慶豐包子店買了早餐，去公司開會，開車到晚上8點，晚上9點上地鐵，然后轉乘公交車。回到燕郊已經是晚上11點了。

第二個人有自己的汽車，早上8 點離開家開車去上班。中午花了一個小時在樓下的慶豐包子店吃了頓飯，然后繼續工作。晚上九點下班，開車回燕郊。

無論是在工作中，還是在上班的路上。

難怪人們說京津冀是個無聊的地方。這根本就是成都打牌、跳迪斯科、火鍋、茶館的豐富體驗無法比擬的。

但如果你仔細看的話，你每天工作10個小時，每天通勤3個小時，這意味著你只有足夠的時間在家睡覺。沒有時間進行夜生活或娛樂。

京津冀無聊，并不是因為生活已經被通勤、工作填滿。

北京的“北”，已經是河北的“北”了

先說極限通勤。

前兩天，一篇關于通勤的報道發布，就已經引發了大家的討論。

報告中給出了幾個數據：

全國主要城市平均單程通勤時間為36分鐘。

耗時超過60 分鐘的單程通勤被視為極端通勤。保證45分鐘通勤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共識目標。

北京平均單程通勤時間為47分鐘，極端通勤比例占通勤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，為全國最高。

這正是數據告訴你的。微博上，更多人評論稱“終于有東西可以提高平均分了”。

對于生活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的人們來說，一小時的“極限通勤”并不是什么新鮮事。

微博上的一條評論寫道：“如果你的通勤時間超過60分鐘，就來這里集合吧。” 21,000 人喜歡它。

在京津冀，跨省通勤才是真正的極限。

家住廊坊的小蘇每天從廊坊到北京東四環上班。單程需要兩個小時，經過兩個檢查站進入北京。在兩個檢查站之間，她還可以再睡40分鐘。

在北京的另一座“沉睡城市”燕郊，早晨5點鐘天色還很暗的時候就開始了。

每天早上，開往國貿的814路公交車都有數千人在車站排隊等候進城。數百米長的隊列從隊列尾部到隊列前部需要長達40分鐘。

圖片來源：中新社

為了讓孩子多睡一點，有的老人每天早上5點就起床，到公交車站排隊。孩子不用排隊等公交車，可以多睡半個小時，在公交車上有座位，可以補上幾十分鐘的睡眠。

“晚上加班回到家已經快12點了，這個時候能睡夠嗎？” “如果我起得久一點，她就可以多睡半個小時。” 6年前接受采訪時，老人心疼地說。

疫情期間，燕郊不少社區甚至“建議”跨省上班族住宿、吃飯都留在公司。否則，他們在北京隔離14天，返回燕郊隔離14天，一個月不用上班。

很多人選擇極限通勤時，都覺得較長的通勤時間可以適當規劃和利用。

但事實上，《好奇心日報》發起的一項調查發現，大多數人最終能做的就是睡在路上。認為通勤時間算作“我的時間”是不切實際的期望。

從踏上通勤的那一刻起，人們就告別了生活，準備面對工作。生命就這樣被削減和浪費了。

“長安居大不易”

討論延伸到這里，一個夾雜著困惑的問題似乎就要出來了：

如果通勤很困難，為什么不住得近一些呢？

事實上，通勤和房租之間的權衡幾乎是每個住在北票的人首先要算的事情。

以秘密連接2為例。他住在燕郊大道，在朝陽區望京工作。

雖然燕郊已經屬于廊坊了，但1500就可以租到寬敞明亮的兩居室；

如果在他公司附近的望京地區租一套房子，步行20分鐘以內的小單間就要2700元左右。 ——是四中心隔斷，坐北朝北，面積不到8平方米。您需要與五六個人共用浴室。還有那種廚房，小住宅。

說白了，這還是“不去清華是因為不喜歡嗎？”的問題：

如果租房便宜，誰不想住在公司附近呢？

沒有人愿意為了工作和通勤而犧牲自己。然而，“生活質量”、“房租”和“通勤距離”是一個決策三角，只能滿足雙方的需求。對于大多數預算有限的農民工來說，往往只剩下兩個選擇：

要么選擇生活品質和低廉的租金，并忍受漫長的通勤距離；

要么選擇通勤短、租金低的地方，住在沒有窗戶的房間里，榨干對生活的最后一滴熱情。

但看似忍受極限通勤就能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，但去掉每天兩個小時的路程后，你向往的生活早已畸形：

“來來回回四個小時，真累，連阿姨都只能堅持了。”

“工作就像在西方讀書，沒有晚飯，每天都去羅森買方便面。”

北京有太多的年輕人，在晨曦中出門，在月光下回家。盡管他們已經是小隔間里的甲蟲了，但他們仍然要住在千里之外的房子里。

如果算上996這個因素，你剩下的時間就更可憐了：

一天只有24小時，工作12小時，通勤4小時。當我回到家時，我已經失去了靈魂，迷茫了。當我閉上眼睛時，我永遠無法完成工作。睜開眼睛就看到明天30公里的地鐵，更別說休閑了。吃飯，甚至睡個好覺，早已成為生活中的奢侈品。

如果考慮到加班、下班后與同事聚餐、極端天氣等突發情況，別說有生活，就連普通的“生存”都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。

這種酷刑就像是用鈍刀割肉一樣。它不會每次都流血，但它會慢慢地耗盡人所有的精神和希望。

當工作和生存的壓力在通勤路上同時爆發時，很多人在擁擠的地鐵里，或者凌晨從燕郊到市區拼車的時候，都會忍不住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是嗎？被生命壓碎的生命，真的嗎？有尊嚴嗎？

西二旗地鐵站，互聯網人夢想的搖籃，夢想破碎的劊子手

事實上，除了那些實現了“逃離北上廣”理想的人之外，還有很多人繼續忍受著極端的生活。這種“明知很難，仍回頭看”的精神，讓人忍不住想豎起大拇指，說“強者有才”。

在知乎的“極限通勤”提問中，除了發泄情緒，更多人也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度過這段煉獄般的時光的。除了電視劇、背單詞、上地鐵站在角落補覺（因為坐下來還要給老人和孩子讓座），還有很多真實的凡爾賽宮高鐵上聽書、地鐵上看書、最終考上MBA的社會名流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這名不幸感染的無癥狀感染者，其家族已有三代人居住在順義。他一邊撫養孩子，一邊工作。他花時間攻讀研究生學位，并平衡生活和工作。作為妥協，他犧牲了通勤時間。他已經人到中年了。重壓下的最優解。

網友“金克斯”感嘆：

“一線城市的群居動物，從感染到確診，都在這條不進則退的大河里奮力游動。”

生活無非就是這個或那個。

你住在北京朝陽，我住在河北廊坊，他在家鄉濰坊。

我們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