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漢疫情父母隔離孩子獨自在家(武漢隔離病人)

我是在臘月二十九日聯系上芊芊的。當日上午10時，武漢因新冠肺炎疫情被封城。她很著急。她的母親和父親在不同的醫院被隔離。她的母親病情嚴重，父親病情輕微。我弟弟也確診了，但醫院拒絕接收他，他就在酒店房間里自我隔離。她擔心病房里身體虛弱的母親得不到照顧。

除夕夜，我們又聊了聊，她的心情也變得清晰起來。早些時候，她的母親告訴她，在隔離病房里找到了護理人員。她花了一天的時間四處奔走，幫父親購買了免疫球蛋白。她從漢口買藥一路跑回家。當晚12點，武漢要封江。

大年初一中午，她發微信得知母親去世的消息。她哭著喊道：“我沒有媽媽了，我沒有媽媽了，我該怎么辦？”

江城冬天寒冷寒冷，經常下雨。

大年初一，芊芊四處奔走，與媽媽告別。疫情給這個家庭帶來了突然的打擊。最讓她愧疚的是她的父親。因為擔心妻子肺部出現小結節，他要求她在一月中旬做手術。她后來在醫院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。

短短幾天幾夜，疫情突然嚴重，喧鬧的武漢逐漸陷入停滯。截至1月28日，官方統計數據顯示，湖北已有100人因感染死亡。

以下是倩倩的口述。

一、

媽媽走了。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實。

大年初一早上，爸爸打電話給我，讓我給他送藥。我拿出10瓶免疫球蛋白，想給父母一些。

我把藥放在隔離樓大廳的一個地方，就走開了。爸爸來拿藥了。臨走前，他喊道：“媽媽可能活不下去了。”我很震驚。隨后，他又發短信稱，醫院十分鐘前打來電話，告訴她，母親的器官衰竭了，正在搶救中。我很著急，試圖聯系我母親的護士，但聯系不上。

我又給爸爸發了一條短信，安慰他：“凡是失敗的地方都不會發生，一定能救回來的，媽媽這么堅強，我們要相信她。”

他回答說：“不，現在救援只是走個形式。”

1月17日，我媽媽做了肺部手術后，我給她買了花。她很高興。

我向父親要了電話號碼，可以告訴他這個消息，當我打電話給他時，他一直暗示我母親快要死了。我只能哭著求他：“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在乎我有多少錢，請你用最好的藥物、最好的設備來救我媽媽，沒有媽媽我活不下去。” ”

幾分鐘后，電話又響了。醫生鄭重地介紹了自己的身份。我知道一切都結束了。醫生說已經通知殯儀館了，母親的遺體很快就會被運走。我請求醫生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到了。他同意了，但讓我遠離母親。

第一次給醫院打電話后，我假裝輕松地給弟弟打電話，像往常一樣詢問他的進展情況。弟弟早上5點就去醫院排隊檢查。這已經是他去的第三天了。我哥哥說要兩點三十分我才能去看醫生。我沒有告訴他救援的事。我弟弟最愛他的媽媽。

接到醫院的第二個電話后，我哭了幾分鐘，又想了幾分鐘，覺得弟弟應該知道這件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自己也很困惑，不知道如何應對。我擔心我應付不了。

我打電話給弟弟，問他：“你想去我媽媽那兒嗎？”他問怎么了。他已經排了一個上午的隊了，他擔心現在離開的話，就白排隊了。

我一字一頓地告訴他：“兄弟，你要冷靜，千萬不要沖動，我們沒有媽媽。”弟弟很害怕，他不相信。我不再說話了。我無法張開嘴，一開口我就會哭。剎那間，弟弟崩潰了，哭得很慘。他從來沒有這樣哭過。我也想哭，但是哥哥已經這樣了，我不敢哭。我不斷地安慰他。

我們想最后一次見到我們的母親。一路上，嫂子和爸爸一直打電話給我，讓我們不要去，太危險了。但我們不能不去。

右邊的矮樓是我父親被隔離的地方。我每天花兩個小時通勤給他送藥。

我先到了醫院，手腳都在發抖。過了一會兒，弟弟也來了。他只戴著口罩，搖搖晃晃地沖向病房。我沒能抓住他。媽媽還有體溫。弟弟趴在媽媽胸口抽泣著，喊道：“還有心跳，醫生，還有心跳。”醫生走過來，看了看監視器。上面有兩個零。病房里有三位阿姨，都在擦眼淚。媽媽的桌子上放著我們這么多天送來的飯菜，看起來根本沒有動過。

弟弟哭得無法呼吸。那是傳染病病房。我擔心他的安全，只好把他拉了出來。

醫生不想再對我們多說什么。他給了我們一份死亡證明，上面寫著直接死亡原因是“新型冠狀病毒感染”引起的“呼吸衰竭”。他說如果有問題他會再去醫院，但現在他必須先把人送到殯儀館。

我們只能離開，在樓下空蕩蕩的停車場等待。天開始下雨。半個小時后，有人推著裹尸袋走了出來。確認是我母親后，我們跟著她去了太平間。我和哥哥一直在門口跪著磕頭。這個地方沒有經過消毒。我擔心弟弟，只好又拖著他走了。

隨后殯儀館打來電話。我懇求他們等我們。我們一路加速，二十分鐘就到了。他們遞交了遺體處理承諾書，承諾書上寫著“死者疑似死于重癥肺炎”。

殯儀館的人不讓我們進去了，讓我們簽字直接離開。他還在抱怨，說那里已經有人了，情況比我們想象的嚴重得多。

那里停著幾輛車。我們認出了載母親的車，跪下向車磕頭。旁邊還有三四個男人，也跪著哭泣。

車子開走了，我繼續追。車開得越來越快，我追不上，我就停了下來，站在那里，氣喘吁吁。天氣很冷，我感到無助和絕望。

弟弟忍不住哭了。我冷靜下來，很平靜地告訴他：“走吧，趕緊把爸爸的藥送過來。”我一直告訴他，我們其他人一定要過上更好的生活，不能再失去任何人。

二、

一月中旬，父親擔心母親的健康，叫她回來做手術。我的母親和我的祖母一起住在城外。她沒想到手術后會感染病毒，但醫院并沒有為她提供任何特殊護理。我們很急。

在找父親的半小時車程中，我一直告訴弟弟，你可以在這里哭，但不能哭到你的父親和嫂子那里。你不能惹上麻煩。如果你責怪自己，你的父親就會更加責怪自己。我們都是對的，為了母親的健康，我們都要求她做手術。之前沒有報道過這個消息，所以我們不知道感染會這么嚴重。

爸爸下來了，離我們很遠，沒有說話。我猜他一開口就會哭，崩潰。弟弟一直喊，爸爸，你把口罩摘下來讓我看看。爸爸不理他。

我們把東西放在桌子上，走了很遠，爸爸才來拿東西，拿完就走了。我媽媽確診后，他就再也不讓我靠近他了。見面時必須保持20米的距離。我靠近了一步，他后退了一步。他會猛烈地吼叫我離開。如果我不走，他會著急。當他著急的時候，他就會對我大喊，讓我離開這里。我一直對爸爸很粘人，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對過我。

爸爸也很愛媽媽。 17日手術后，媽媽每天都痛苦不堪，日夜難眠。父親悉心照顧她，每天幾乎不睡覺。

1月21日，我和弟弟開了很長時間的車去看望奶奶。剛到不久，我們就接到電話，說我媽媽疑似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。令我們驚訝的是，我母親的醫院并不在漢口，我們一家人也從未去過華南海鮮市場。

我們很快又行駛了200公里回到了武漢。但爸爸很嚴厲，不讓我們去找他們。當天下午，他們就從住院部的三人間搬到了單人間。 22日確診。中午，醫生說要轉院到金銀潭醫院。但三個小時后，當我再次去找他時，他說不能轉車，因為金銀潭那邊已經滿了。我當時非常驚慌。醫生安慰我說，這個醫院也會有全國各地的專家來支持我。

我還是很著急，想找到他們。那時我就有一種感覺，我一定要見見我的父母，確保他們在。因為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。我們才離開一天，事情怎么就變成這樣了？一想到隔離期間見不到媽媽，我就非常害怕。我擔心我可能再也見不到她了。

爸爸給我媽媽的病床拍了一張照片。

我問護士是否可以靠近一點透過玻璃看一下。護士非常友善。她一直提醒我不要進去，不要停留太久，要做好防護。透過玻璃門，我看到了爸爸。他當時很生氣，做了手勢讓我趕緊離開。媽媽的床靠墻，所以我看不清她。護士把她扶起來，她很虛弱地向我揮手。

我一直在哭，爸爸一直在追我。我只能離開，哭著告訴他們要好好的，好好吃飯，好好就醫。

后來我們得知父親當時還沒有確診，他主動陪著母親。這段時間，我們每天都面臨著殘酷的選擇。如果爸爸當時沒有被感染，他可以照顧媽媽嗎？這個怎么選。媽媽剛做完手術，如果爸爸不照顧她，她可能上不了廁所，也吃不了飯。媽媽隔離后，醫院規定不能再接受外賣，也不提供餐食。如果我讓弟弟送飯，他就有被感染的風險。如果他不接生，我媽媽又要挨餓了。我到底該送還是不送呢？

1月20日，我們給父母送了飯菜和一桶雞湯。哥哥拿來了年度優秀獎狀，離媽媽隔著兩張床的婆婆說很羨慕我們家。

我們沒有時間考慮這個。我們只能給弟弟最大程度的保護。去送外賣時，他穿上一次性雨衣、口罩、鞋套和醫用橡膠手套，然后用膠帶將身上所有縫隙都封起來。

在我母親的病房里，我父親坐在這張椅子上過夜。

我母親的病房有四個病人，我父親沒有地方睡覺，就讓我們買了一張與馬桶一體的凳子，他在上面坐了一晚上。 22號晚上，爸爸也考試了。

但第二天下午，我父親不被允許陪我去傳染病病房。爸爸拿著檢查結果，坐在醫院大樓里，不想離開媽媽。我說我去醫院對面開個房間。從窗戶可以直接看到媽媽隔離的那棟樓，直線距離有二三百米。我去了酒店，他們說他們不對公眾開放。

23日晚上，我和父親坐在兩輛車里打電話。我透過車窗拍到了他在另一輛車里的照片。

爸爸看了檢測報告，說結果是陰性。我想開車送他回家休息。他不想坐我的車，因為他害怕病毒。我們兩個人只能一前一后地開車。中途他給我發信息說他被一個錯誤搞暈了，結果是陽性的。

他很傷心，更不敢和我住在一起。他一直問我要做什么，去哪里。我也很慌張，不知道該去哪里。

我先給了他一瓶500毫升的酒，是我早上在藥店買的。我還買了一瓶噴霧花露水。爸爸倒掉花露水，倒入酒精，就可以當噴壺了。但我只買了一瓶，父親堅持要和我分享一些酒。我們的車停在一條黑暗的小巷里，一左一右。我走過去，他搖下車窗。他沒有說話，眼神示意我伸出手。我猜到了他的意思，然后脫下了橡膠手套。他把酒精噴到我手上，然后把剩下的酒瓶遞給我。整個瓶身都被噴了。遞給我后，他又在捏的地方噴了酒精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示意我趕緊離開。

回到車上，我們繼續通過電話交流，討論了一會兒該做什么、該去哪里。就這樣過去了半個多小時。后來我告訴朋友，我們離得那么近，卻只能坐在兩輛車上，卻不知道該去哪里，真的很難過。

爸爸最終決定去醫院。他連夜去了另一家醫院，排隊直到凌晨才得到檢查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給媽媽帶了早餐后，就去醫院排隊入院。

三、

爸爸拎著藥和一桶咸礦泉水走開了，越走越遠。我和弟弟對他喊道：爸爸，加油，堅強點。

他回頭看了我們一眼，但還是沒有說話。

從醫院回來的路上，我發呆，哥哥多次提醒我剎車。我們決定讓他看看酒店然后回我家。媽媽走了，我們需要彼此。

回到家后，我們把那天穿的衣服都扔掉了。我怕有人撿到，就用剪刀剪了。當晚9時30分，母親確診，弟弟獨自前去檢查。凌晨3點，他開車回家，在停車場睡了一夜。他害怕傳染給他的嫂子和侄子。第二天，診斷結果出來了，但沒有醫院收治她。

我想保留媽媽為我做的橄欖油。

我和哥哥說，如果我們住在一起，我還能給你做飯，我自己也能吃得好。我們一定要堅強，不能倒下。

11月，媽媽來我家，幫我收拾屋子，還給我留了一張紙條，囑咐我一個人要小心生活。

第二天我給弟弟做飯，但油桶里沒有油了。我翻箱倒柜，找到了一瓶媽媽以前給我的橄欖油。我一個人住，她經常來看我。今年11月，她給我買了很多香料，還寫了一張紙條，叮囑我要謹慎生活。她還幫我扔掉了做蛋糕用的過期面粉。

我的媽媽真的很漂亮。她是醫院里非常有名的美女。我的朋友們都羨慕我有一個如此美麗、如此愛我的媽媽。

我想永遠保留這瓶橄欖油，所以我去超市買了其他油。在架子上，我看到媽媽最愛吃的酸辣粉，我蹲下來哭得說不出話來。

23日晚上，媽媽發微信說想吃手拉面包和酸辣面。我立即出去尋找，但超市已經關門了。我當時很傷心。媽媽身體很虛弱，最后她要吃點東西，但我卻無法滿足她。

我每天能做的就是不斷撥打市長熱線，報告母親的特殊情況。但無論我打電話多少次，他們也只是說向上級匯報，并盡快回復。打電話三天了，沒有回應。

我母親去世后，我發現她說她找到了看護人，對我們撒了謊。她獨自隔離后，我們非常擔心，到處尋求幫助。有一次我給媽媽打電話。她呻吟著，抱怨傷口很痛，并懇求護士幫她打開飯盒。護士的語氣很嚴厲。我媽媽很善良，但她一直在勸我。 20多個病人，只有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。他們也承受了很多的委屈和壓力。

以前我并不覺得媽媽有什么意思，但當我再也得不到她的時候，我的感覺就像是在一個漆黑寒冷的夜晚，蓋在身上的被子突然被掀開，我暴露在無盡的暴風雪之中。

這兩天我經常偷偷聽媽媽以前發來的語音信息。有一次，哥哥從后面走過，注意到了我，狠狠地打了我的后腦勺一巴掌。但我知道他晚上偷偷地哭了。

母親去世的那天晚上，父親不斷地給我和弟弟發短信，告訴我們銀行卡密碼、手機密碼、買了什么保險。所有亂七八糟的事情都被詳細解釋了。有時他會突然想起來，發一條很長的語音信息。我徹底崩潰了。我特別害怕父親責備自己。他們是如此相愛。

他們也非常愛我。我母親確診后，他們不讓我靠近她的隔離病房。 1月24日早上，我想給媽媽送手拉面包和酸辣面。嫂子很激動，不肯放我走。她說她已經出現了一些癥狀，如果她被隔離，我就得幫她照顧孩子。如果我們家五個大人都被感染了，孩子們會怎樣？

最后我告訴她我的發燒也達到了37度以上。她立刻就崩潰了，不停地哭。我開始給各個地方打電話，了解政府采取了哪些支持措施。市長熱線終于接通了。他們表示已記錄下來并將向當局報告。他們給婦聯打電話，但值班的只有一個人，他也不知道。無法撥打紅十字會的電話號碼。衛健委表示不知情。權利和許可。他們都讓我撥打市長熱線。我們驚慌失措，連120、110都打了，整個上午一個電話都沒有用。

我嫂子用84%的消毒劑從早到晚把家里打掃得干干凈凈。她還經常在家里噴酒精。給侄子準備食物時，她必須在手上噴酒精。她的手背因噴霧過敏而發紅。

六歲的侄子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認真地度過了寒假，過得很開心。我嫂子以前對他管得很嚴，不讓他看電視。但現在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看電視了。如果孩子過來了，嫂子就會躲開，一直叫她別來，別來。

我從小就被寵著。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這個家庭需要我來支持他們。我覺得我是最后一道防線，我要保護我的嫂子和侄子。如果我摔倒了，我的嫂子和侄子就得站起來，我不想讓他們承擔這個責任。我嫂子真的很瘦。

和他們說話的時候，我會刻意裝出輕松的樣子，或者告訴他們一些好的信息，比如哪些專家來了武漢，治愈了多少人等。但掛斷電話后，我常常一個人在家哭到崩潰。

24日晚，封河前，我驅車前往漢口硚口購買救命藥品。

1月24日晚上，我把酸辣粉和面包放到了弟弟酒店樓下，弟弟送到了媽媽的手里。我又開車去漢口買免疫球蛋白。市場上一瓶已經漲到800元了。

時間不多了。我開得很快，在鎖江之前就趕到了家。回來的路上，我給弟弟打電話，問他在哪里。我們兩個人實際上分別在一座高架橋的頂部和底部。我看了看手表，已經零點了。我剛剛意識到鼠年到了。

武漢完全沒有過年的氣氛。

我向弟弟說新年快樂。我看著車后座，心里很高興。我認為我們度過了美好的一年。我買了很多父親需要的很難買到的藥。我媽媽還說她有一個保姆。

我想我們一家人很快就會團聚。